反思“激情燃烧”岁月 
 
　　“我所知道的，大部分机构都在反思。”陈友忠说，“投资速度上是否冒进，投资阶段上是否出现了偏差”。2006年开始的中国PE领域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或许是该对今天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反思。 
 
　　大量资金涌入PE领域，“十几倍、二十几倍的估值比比皆是”。有投资机构反思，当年以4000万元的价格拿下的项目，放在今天可能会出不高于2000万的价格。与“投高、追高”这种情况相比，另一种情况是，“当初对商业模式，企业的产品或者服务能否被市场接受”等乐观的假设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也导致了风险。 
 
　　而同样是这股热潮，在某种程度上间接催化了“诚信问题”。国内前一段时间的“PE热”，使得“很多非专业性的机构和团队大量介入了这一领域”，以至于Pre-IPO项目出现了争抢的场面。“不仅早期的所谓VC项目受到了冷落，也使得项目风险随之而来。”东方富海董事长陈玮认为。 
 
　　何况，“在当时市场好的时候，投资人都争着要挤进一个案子，认为肯定能够赚到钱，所以在和企业家谈判过程中失去了很多筹码，对公司治理以及对公司的管控是否能达到应该的要求也放松了控制”。兰馨亚洲投资总监杨瑞荣说，这使得不诚信的企业家有钻空子的机会。 
 
　　据了解，有些基金甚至会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投资，有的甚至短到几天。“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投资方在没有做完尽职调查的情况下就匆忙做了决定。”一位金融服务公司人士称。而北京市创业投资协会一家会员单位人士也说，国内一家很有名的投资机构在北京投资的教育类企业就风险巨大，因为其是这家企业的第一轮投资人。“但在投资过后不久，就发现这家企业不仅把原来只有900万的营业收入虚增到1600万，而且把我们投资的500万元直接充为企业利润。”上述知情人士透露，在后续融资中，这家企业更是对投资人宣称其当年的营业额已经达到3000万，而当时距其第一轮投资人退出不过半年。 
 
　　除去先端投资的不谨慎，后期的保障也会“欠考虑”。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家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说，很多海外基金当时和企业签的合作协议，“很多都无法落实”。这使得即使出现问题，投资方也无法引导和帮助创业团队。 
 
　　“这一段时间，我们接手的对企业、企业主的调查，要比以前多得多。”一家专职做人力资源尽职调查的市场机构人士说。中伦金通合伙人赖继红说，“即使损坏率不上升，问题案例的出现也会增加。”因为那段时间的投资案数量增加了。 
 
　　“投资于人”最具挑战 
 
　　在投资登陆东交所的另外一家中国企业博奇科技(股票代码：1412)时，东门投资基金(East Gate Capital)做了三个层次的尽职调查。其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左林此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除去法律和财务两个层次的调查外，他们还对供货商、管理部门、公司内部的中高层进行了“访谈”。 
 
　　“现在聘请专业的调查公司，比如美国最大的金融及CEO安保公司平克顿，对公司高管的背景，其有无刑事犯罪记录，其家庭背景等等进行调查。”中伦金通的赖继红律师说。事实上，国内一些机构也开始接受该类调查。 
 
　　但KTB投资集团合伙人安保信认为，“第三方专业的评估会有所帮助，但还是要看投资人自己的判断。”他的理由是，中国这方面的不太好做：资讯不足，人与人关系也太过复杂。但这又是最难的事情，“因为这方面的判断是很主观的，很难像考察财务指标哪样，通过建立模型来达到”。这也使得看人成为一门艺术，“对于人，只能之前判断，之后规范”。 
 
　　“那些有明确违规违法记录的人，肯定是不会投的。”这是这个行业的一个通行办法。此外智基创投看人的办法是，“首先看企业家在现有的环境下，有没有违法的动机。”如果他们所要投的企业是企业家下半生唯一的理想，这样的人他们会更放心。“因为他同时在做两个以上的项目，我们所投资的这个企业就可能成为他为自己谋福利的平台。”智基创投合伙人林霆说。智基另一个考察的点是“企业家在逆境中的反应”。 
 
　　北京本地一家投资公司的老总向记者谈了其切身经历的一个失败投资：公司管理团队不执行董事会的决议。2年前他们投资了一家IT企业，当时为了更好地防止公司人事方面的风险，他们的投资占了该公司51％的股权。“但后来我们还是发现这个公司的创始人把我们的钱拿去自己买房、买车”。在基于认可商业模式的基础上，投资人希望引进职业经理人，“这个决议在董事会上通过了”，但管理团队就是坚决不肯让新的人进来。“我们只能看着这个公司死掉。”所有投资几乎都打了水漂，“清盘后，那些桌椅板凳能值多少钱？” 
 
　　总结将近10年的投资经验，东方富海董事长陈玮说他只投资三种人：一是胸怀宽广、大气的人；二是执着的人，有理想并愿为之奋斗；三是爱面子的人，有责任感，不惜为自己和公司的荣誉而战的人。